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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识到了普遍性与划界性的矛盾，因而不再坚持那种划界性的标识性概念——这就是我在第二个十年后期提出道体学，20年代提出道体学气论的背景。

亦犹宋人之作小学也云耳。束景南，1992年，第222－272页)简而言之，朱子历经两次中和之悟，将湖湘之学的先察识而后涵养翻转为先涵养而后察识。

(同上，第1670页)下学才能上达，只顾追求上达，则与禅学无异：释氏只说上达，更不理会下学。在《大学章句序》的为学次序中，小学先于大学，而在朱子的生平中，其小学思想的兴起与落实，则在以格物论为中心确立《大学》主旨之后。如礼乐射书数，也是合当理会底，皆是切用(《朱子全书》第14册，第269页)。这样看来，如不能治人，也就可以说明孝宗修己有误，因为修己与治人并不能断为两截而分属佛、儒。一条线索以教化为本，即朱子如何在个体修身以外，通过学之大小构建一套既能兼摄士庶、贤愚，又能明辨德性差异的教化系统，以服务于其以学持政的整体构想。

(《朱子全书》第14册，第237页)物物各具此理，而物物各异其用，分用便有名分分量之义。从教化看，学之大小侧重于教化所对应的政治秩序。朱熹在《答袁机仲书》中就说： 据邵氏说，先天者，伏羲所画之易也。

有了卦爻象，就用了许多卦爻辞来讲。邵雍的特点在于，将所作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图，来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所处的方位，并模拟宇宙万物万事的生成过程和存在结构。与邵雍易学相比较而言，程颐所重视的是孔子易学，这属于邵雍所言的后天易学。这种解释乃汉唐易学所未见，此说基本上抛弃了汉代经师以卦气和象数解易的烦琐解经形式。

后来四库馆臣接受此观点，也说：汉儒言象数，去古未远也。邵雍通过先天易学的象数图式，从一（道、太极、一气）到万（天地万物），把整个宇宙万物的生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统摄进去，这对于易学来说，无疑是个重要发展。

邵雍以此排斥了王弼易学有生于无之说，创立了以数学观点解易的新流派，并称天地万物都是按八卦生成的次序演变出来的。为了实现人的修养，程颐也提倡诚的工夫论，但是与邵雍相比，他还提出了敬和穷理的道德修养方法，尽管如此，邵、程的目的都在于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，从而实现人们对伦理道德、纲常名教的自觉践履。其所言的宇宙生生变化，其本质实际上就是数的衍化过程。由于程、张属于义理派，而邵雍属于象数派，表面看来似乎朱震的说法有些不确，但实际上如果从气、理对宇宙本体及生成过程的分析来看，两者有着内在的相通性，何况当时象数和义理之间互融、互释在易学家那里已经变得非常普遍，这种风气其实也反映了北宋时期道教和儒学进行融合的普遍趋势。

在思维方式上，程颐不似邵雍所注重的道家、老庄的思路，而更多地受到儒家思孟学派的影响。其实，邵雍易学除了深受道家、道教影响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借鉴了扬雄《太玄》中的思想，他曾说扬雄作《玄》，可谓‘见天地之心者也，朱熹就指出：康节之学似扬子云。邵雍的方法排除了历史的偶然性，在他看来历史总是按照一种定式在发展，整齐划一严密完整，这其实按照他所建构的易学逻辑来裁剪历史，这样一来他对历史解释的可靠性就打了折扣。他认为对经典的记问之学，不足以经纶事业，对于《周易》所含易理的发掘才是治学的宗旨所在，如孟子虽并不言及《周易》，但善言易道。

只是程颐用理一涵盖了太极。邵雍还将唐尧以来的历史纳入他的循环说中，他认为中国历史自尧舜到五代长达三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变化，存在皇、帝、王、伯（霸）四种政治模式，代表四个发展阶段，此种历史观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论，董仲舒的三统论，以及欧阳修的正统论都大异其趣。

他把弘扬儒学、重视人事之用以及探究古今成败治乱之变看成易学的旨归。邵雍以太极为一，一通过变化乃生出了象，象生八卦，由八卦而生天地万物，八卦相错，然后万物生焉,合之斯为一，衍之斯为万。

程颐对易之义起于数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，而认为理才是象和数存在所以然和根本属性，数乃象所生，而非邵雍所言的数立则象生，且象和数只不过是理的外在体现，理才具有本源性特征。反对训诂注疏之学，发掘《周易》中的新思想，是他们借助易学建构理学的重要易学原则之一。此中的一不是数，一者数之始而非数也,一者何也？天地之心也，造化之原也，究其实际，邵雍所谓一就是太极处于不动即未剖判的自然状态，邵雍把这个状态称之为道，所以他又说：太极，道之极也，这个一是太极即道的唯一性状。他还说： 尧夫之学，先从理上推意，言象数言天下之理，须出于四者，推到理处，曰：我得此大者，则万事由我，无有不定。卦爻辞说出来了，圣人之意就得以彰显。三人相比，由天道到人道，邵雍更注重逻辑推理的方法，即由卦象，用数学演绎的方法，逐步由宇宙推出人性道德。

老氏‘谷神不死一章最佳。邵雍在解释《系辞》太极时说，太极一也，不动。

为此，他提出了主诚以得道:先天学主乎诚，至诚可以通神明，不诚则不可以得道。邵雍由对先天图的认识，进而推演出关于宇宙时间和人类历史演化的理论，这也是其易学观的体现。

一是一切生生变化的本体，当其剖判为天地阴阳之后，随着阴阳二气的不断运动变化，生息不止，而体现出数之用。既赞易道，黜《八索》，则《易》之道可以无过谬。

陆游曾记载说：康节（邵雍）欲以（易学）授伊川，程先生乃拒弗受。他们反对佛学主要集中在宇宙观和心性道德两个方面。然未必有术，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。作为天地万物根源的太极，仅仅只是个精神本体，至于如何产生天地万物，邵雍认为这需要数的演化。

邵雍、程颐都是北宋时期乃至古代颇为著名的易学家，他们的易学著述《皇极经世书》《程氏易传》分别是象数易学、义理易学的典范之作。后天之学是在伏羲先天易的基础上推衍而成的。

邵雍把他的先天图及其变化法则定义为心的法则，《观物外篇》曰：先天学，心法也。可以说，邵雍易学虽重在尊先天之学，通画前之易，但其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归宿点却是落实于后天的人事之学。

在程颐看来，《周易》是讲变易之道的，他曾说：易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反对邵雍所言的数、象、辞具有依次生成的关系，而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乃是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。

邵雍的方法是执简御繁，从简单的一开始，推演整个历史过程，忽视了人的主观意愿。另外，邵雍重视《周易》数学，其他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《易传》之《系辞》《说卦》。在他们看来，人们只有顺应气数、或顺应天理，方可以安身立命、经世致用。据郑万耕研究，扬雄受他的老师严君平的影响，崇尚老庄自然论，其以玄为书名，并以之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，即与老子所讲的道有关。

一者数之母也，数者一之子也。余敦康先生认为：邵雍本于他的先天易学建立了一套解释历史事件的思想框架，用的是‘本隐之以显的方法，即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解释具体实际的运作所遵循的规律。

如伏羲画八卦，哪里有许多文字言语？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，乾有乾之象而已。这些都表明了邵雍希望通过数学的演算来探究阴阳消长之理，以解释历史上皇王霸伯的治乱兴衰，通过揭示天地万物之理与大中至正之道，建立起融自然和人类社会于一体的哲学体系，从而实现儒家经世致用的目的。

在他看来，孔子赞易乃是对三皇事业的继承和发扬，而非自己的创造。由于邵雍、程颐之间易学原则及事物起源认识上的不同，所以程颐和邵雍虽时常论学，但是鲜有论及数： 某与尧夫同里相巷居三十年余，世间事无所不论，惟未尝一字及数耳。